孟子所说的王政，可以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政体概念。
权力技术化和技术权力化，其衍生的效应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在打造泛在可及、优质便利、公平普惠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不断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数字行政法需要为更高程度的行政正义提供支持，而不应降低行政正义的质量和水准。算法自动化决策在增强行政权的同时，侵蚀了正当程序制度，导致权力—权利格局进一步失衡。当前法律体系仅将个人信息作为权益予以保护，只是为个人设立了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删除权、可携权等工具性权利。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不能因为数字技术能带来便捷、高效、经济，而牺牲对相对人更多的权益保障。在实践中，很多地方的公职人员仍然只是把数字政府建设看成是单纯的技术应用，而不是服务内容和方式的转变。
不论一个社会共同体特定的文化和价值如何，每个成员都应该享有受到公平对待的人权。数字人权的出现没有导致人权代际的结构性变革，而单纯是在人权内容上的增量。长期以来，囿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人们在多数时候都将紧急事项视为一个整体，对其研究着墨不多。
紧接着，2007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9条第1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威胁，采取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不能消除或者有效控制、减轻其严重社会危害，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他认为，只要存在迫切需要的大义，国家就可以悬置法律，行使超越法律的特权。[47]《孟加拉国宪法》第141条规定,在紧急状态公告令实施期间,总统可以发布命令宣布,在紧急状态公告令生效期间或命令中指出的较短时期内,中止公民基本权利。[9]See Giorgio 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translated by Kevin Attel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24-25.[10][意]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4页。
这两种紧急状态类型均是由严重危及或者已经严重损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各种突发事件所触发，只不过紧急状态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要明显高于应急状态，但都低于战争状态。公民权利亦会因此遭到极大限缩和克减，甚至可能被动员征调直接参与前线战争或者为前线战争提供间接服务。
有学者曾对我国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司法运作状况作过专门考察，发现在收集到的613份行政诉讼裁判文书中，没有出现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6项和第77条对行政机关采取的防疫措施和手段进行合理性审查的情形。[2]在我国，现行《宪法》中紧急状态的规范意涵并不明确，易和战争、戒严、突发事件等概念混淆，部分法律还存在法律状态和事实状态的混同使用。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之争的核心问题是，法治理想对法律的运行提出了何种道德要求。这意味着，虽然国家没有在法律上启动紧急状态,但只要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地震等紧急事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8]参见孟涛:《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2页。与常规状态法律体系相比,紧急状态法律体系并非即刻启动实施,而是受到严格的条件约束,即紧急状态法律体系在正常状态下是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其基本功能是预防性的,只有在发生战争、动乱、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紧急事项时才会启动实施。参见陈聪:《紧急状态的事实判定与法律规定》,《理论探索》2015年第1期,第112页。如果这种现象存在，那么，其将是对社会法治和正义的严重破坏。
他认为,戒严是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现代意义上的紧急状态概念已经形成特定的规范意旨，其紧急形势位于战争状态和应急状态之间，并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多种紧急事项所触发。
[7]谢晖:《论紧急状态中的国家治理》,《法律科学》2020年第5期,第31页。第38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玩忽职守,引起核事故发生的……[33]比如,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0条规定: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组织处置工作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并由公安机关针对事件的性质和特点,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一)强制隔离使用器械相互对抗或者以暴力行为参与冲突的当事人,妥善解决现场纠纷和争端,控制事态发展……[34]参见林鸿潮、郑悠然:《传染病法制中的制度折叠及其重构》,《治理研究》2022年第5期,第114-116页。
比如，有学者按照传染病疫情的流行范围和强度，将传染病疫情划分为散发期暴发流行期大流行期三种场景。比如，战争在范围上大都会波及一国全体人民，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统治秩序产生重大威胁，而地震的影响范围一般只会局限在特定区域内，其所带来的多是瞬间性的社会破坏及其所衍生的各种次生灾害。[5]参见谢士衍:《论我国紧急状态的决定和宣布》,《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第77-78页。二、紧急状态概念的分野紧急状态的法治状态属性，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理论共识并广泛付诸实践。法律状态的理论基础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专政理论和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两种。从其第6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二十一)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之规定来看，战争状态与紧急状态应是有所区别的，紧急状态有其特定的宪法意旨。
国内法上的战争状态，是一种最严厉的紧急状态类型，是特殊中的特殊。社会中的一切事项均应被纳入法律之中，不存在法律之孤岛和真空地带。
比如，根据区域范围的不同，紧急状态决策权行使的主体会存在差异。[55]参见金晓伟:《应急处置措施的司法审查体系化研究——基于621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清华法学》2023年第1期,第103页。
[11]洛克(Locke)的这种特权理论对美国早期的统治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后期的竞争中，相对主义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这其中，必须接受如实提供等体现了紧急权力的特殊性面相，不得泄露个人隐私等则彰显了紧急权力的法治性面相。它们分别是从政治、经济、司法三个领域中概括出来的，继而形成了一套制约和平衡紧急权力运行的框架体系。而至于特权具体包括哪些类型，行使的规则是什么，需要接受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的约束，这些则不属于立法者所关注的内容。具体而言，决策事由一般仅限于一些非常严重的可能会给国家稳定和公共利益带来重大风险或损害的紧急事项。
另一方面应明确在线庭审的运行规则，仍须遵循直接言词、集中审理、公开审理等司法审判原则，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方式保障庭审过程的流畅性和严肃性，确保其运行不违背基本的司法原理和准则。在德国，1851年，普鲁士王国仿效法国制定了《围困状态法》。
关键词: 紧急状态 特殊法治状态 宪法秩序 人权保障 正当程序 从语义上分析，紧急状态是与常规状态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在相当程度危险下一国国内的特殊社会状态。即便在应对具有突发性、风险性等特征的紧急事项时，政府也只有在得到法律授权的前提下才能采取各种紧急措施，这是法制社会的题中之义。
必要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12世纪初，其核心观点是必要性中没有法律,代表性人物有格拉提安(Gratian)、阿奎那(Aquinas)等。关于紧急状态的延长或终止，目前处于一种法治空白。
总之，在法治之下实施紧急状态，可以在两者之间实现双赢:既能充分发挥紧急状态的特殊性，为维护公共利益和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服务，又能确保紧急状态在法治轨道内有序运行，防止公民权利遭到肆意过度侵犯。只不过,当事人在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主张存在上述扣除期限情形并申请顺延期限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受疫情影响的证据。不同的紧急状态类型，其应对策略和措施均有所差异。紧急行政权是一种必要的权力，但又是一种最为危险的权力。
根据运作流程的不同，紧急状态决策权还可以分为决定权、同意权、公告权等。[52]在紧急状态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为了提升紧急事项的应对效率，在执法时没有给予当事人陈述的机会，也没有听取当事人的申辩，最终遭到法院的负面评价。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该条也被国际社会概称为克减条款(Derogation Clause)。遇有急迫情形,亦得依其它法定机关之命令为之;但应立即补正法院之裁定……[27]金晓伟:《我国应急法律体系的冲突与弥合——以紧急状态的多重逻辑为切入点》,《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4页。
我国紧急状态概念在使用上的不规范反映出紧急状态理论知识体系的薄弱。在其应对上，为降低地方干涉和影响，一般由上级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专业管理部门主导负责，地方政府则协助配合，在展开充分、及时救援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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